「好书分享」顶尖投资者的七个共同特质

2022年6月25日
yab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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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价值投资,人人必称巴菲特和芒格,由于他们的职业生涯足够长,贡献的智慧足够丰富,他们的确是价值投资的最佳代言人。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可能是一种统计上的幸存者偏差现象。换句话说,虽然人人都称道巴菲特和芒格,但是对于他们的方法到底具有多大的普适性却心存疑问。这本名为《更富有更睿智更快乐》的新书一举打破了这样的疑问,作者威廉·格林是一名记者,他通过亲身的采访和精心梳理,给读者勾勒出了一个成功价值投资者的群像,其中除了少数几位是大家较为熟悉的比如约翰·邓普顿爵士、霍华德·马克斯、乔尔·格林布拉特、比尔·米勒等,其他人并没有那么知名,甚至你压根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是:莫尼什·帕伯莱、保罗·郎齐斯、欧文·卡恩、凯伊斯·“扎克”·扎卡里亚、劳拉·格里茨、弗朗西斯·周、托马斯·鲁索、欧文·卡恩、让-马利·埃维拉德、马修·麦克伦南等等。他们的故事各有各的精彩,但是最有意思的并不是他们身上的不同,而是他们所遵守的一些共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甚至相似的个性,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似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正是这些共同的东西促成了他们在投资上相似的成功。套用托尔斯泰的经典句式,失败的投资者各有各的失败,但是成功的投资者是相似的。印度籍投资家莫尼什·帕伯莱更是直接承认自己是一个“十足的模仿者”,“一切都是模仿别人的……我没有任何原创的思想”,他的主要模仿对象便是巴菲特。

那么到底是哪些共同因素促成了这些投资家们的成功呢?从这本书中起码能够总结出七个方面的共同特质。

与巴菲特和芒格一样,威廉·格林笔下的成功投资家们都是专注于自己的投资事业并全力以赴的人。书的第二章写的是约翰·邓普顿爵士,他生于1912年,比巴菲特更为年长,被誉为“20世纪全球十大顶尖基金经理人”。“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半信半疑中成长,在憧憬中成熟,在希望中毁灭”正是他的名言。他于20世纪60年代移居巴哈马生活,他所在社区有自己的码头、网球场和海滨高尔夫球场,但邓普顿拒绝沉溺于这些耗费时间的运动中。他的运动方式十分怪异:戴一顶滑稽的帽子,戴着面罩和耳罩,海水没到他的脖子,脸上涂满厚厚的防晒霜。他就在海水里摆动胳膊和腿,在水的阻力下艰难前行。邓普顿每天会坚持做这项运动45分钟。

邓普顿的时间管理十分严格,精确到了以分钟为单位,他的同事回忆说,“我第一次与他会面时,他说,‘4点02到我这里来,4:13我还有个会。’”他可以同时处理两件事情,当威廉·格林与他见面时,他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把将要送给记者的一本书的关键段落划了出来。这一年,邓普顿已经85岁高龄了。

这本书的开篇写了一位印度籍投资家莫尼什·帕伯莱,他是巴菲特百分百的“迷弟”,连生活方式也是模仿巴菲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下午通常会小睡一会儿,然后继续读书,直到深夜。

郎齐斯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保罗·郎齐斯也是巴菲特的超级粉丝,他在近30年的时间里每年都亲自到奥马哈参加伯克希尔的年度股东大会。他的生活方式基本也跟巴菲特一样,所有的安排都以投资为中心,没什么爱好,从来没打过高尔夫球,每天阅读4-7小时的书。他尽量减少社交,他说:“我爱与人交往,但如果我学不到知识,增长不了见识,无法获得智慧的启迪,我宁愿做别的事”。还好他的妻子非常理解并包容他的这种无趣,他也很有自知之明,说“除了她,不会有人嫁给我了”。朗齐斯对自己的极端做法并不感到后悔,他说:“要真正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师,你就必须十分专注。若有人告诉你,你可以立刻拥有一切,不要相信他,你无法做到这一点。我是说,不打网球你绝不会成为罗杰·费德勒。整个过程是耗时费力的。”

古罗马皇帝兼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写道,要想不被任何斗争所压倒,关键要“终生专注于此:让你的思维处于正确的状态”。看一流投资家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极其专注以至于到了普通人可能会认为无趣的地步。

我们知道巴菲特和芒格具有强大的独立判断能力,这本书中记录的投资家们也无不如此,他们很少会受外界的干扰。为此,他们也各自发展出一套让自己保持独立的秘笈。

约翰·邓普顿在纽约待了一段时间后于20世纪60年代移居巴哈马生活。他对威廉·格林说,自从搬到这里之后,他的投资业绩有所改善,因为这里增强了他与华尔街大众的心理疏离感。刚搬到这里时,他订阅的《华尔街日报》常常会延迟几天送达。对于一位长期投资者来说,这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莫尼什·帕伯莱除在股东大会之外,避免与股东进行交流,也拒绝与潜在的投资者会面。他说:“我真的不喜欢那种互动形式,那是杂乱无章的交谈。” 他的这种态度有时候会激怒他人,甚至让他每年损失数百万美元的费用收入,不过,他并不为此感到烦恼。”

游牧者合伙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凯伊斯·“扎克”·扎卡里亚是个低调神秘的投资家,他的特点是不看华尔街公布的所有卖方研究。“我们把它们堆起来。”扎卡里亚说,“大概一个月后才开始翻看它们,边翻看边想,‘如此无聊’,所有研究都会被扔进垃圾箱……它们真的只是流言蜚语和胡言乱语,一想到没有参考它们我们就很高兴。”扎卡里亚直言不讳地告诉股票经纪人,向他们打电话推销股票是徒劳的,因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独立的结论。

为了摆脱市场的日常运作产生的不良影响,他们还尽量减少了对彭博终端的使用。扎卡里亚将他们唯一的显示屏安装在了一张矮桌上,旁边没放椅子。“我们就是想让人在看显示屏的时候感到不舒服。”

书中还记录了唯一一位女基金经理劳拉·格里茨的故事,格里茨是融哲环球咨询公司的CEO兼首席投资官,她一周读两三本书,很少看报纸,也不理会彭博终端上的短资讯。她说:“我宁愿读《机器人的崛起》,想象1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也不愿意思考10分钟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她会经常到国外待一阵,尤其是每年至少会在日本京都待一个月,她的目的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局外人”。作为一名投资者,她说:“关键是要能做好观察,在日本能做一名真正的观察者,因为你永远无法融入社会,永远不会被社会完全接受。”

我们知道股市是一个“羊群效应”非常突出的场域,这些投资家们刻意地远离人群,正是为了让自己避免掉进羊群效应的陷阱,从而保持清醒独立的判断。

约翰·邓普顿的逆向投资案例非常精彩。邓普顿目睹过1929年美国的经济危机,看到过身处危机中的田纳西州农民如何被迫以近乎零美元的价格出售土地,因此始终铭记这一教训:“你必须在别人拼命想卖出时买入。” 他的逆向思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找到了极好的运用场景。战争爆发后,他分析认为,可能有90%的美国企业面临着“更多的需求和更少的竞争”。即使是最小的公司也可能随着战时支出的激增而变得兴盛。

邓普顿打开《华尔街日报》,找出了大萧条期间损失惨重的104家美国公司,当时它们的股价不到1美元。几天后,他打电话给一位股票经纪人,要他为每家公司投资100美元。经纪人给邓普顿回电话说:“这是非常不寻常的指令,但我们遵照执行了,只是我们淘汰了37家濒临破产的公司。”邓普顿说:“哦,不,不要淘汰那些公司。它们可能会重振旗鼓。”5年之后,邓普顿卖掉了这些股票,在104只股票中,有100只让他获利丰厚,他获取了5倍的收益。

60年之后邓普顿则演绎了一场反向操作,1999年互联网泡沫期间,邓普顿卖空了84只估值过高的互联网股票,这些股票的价格自IPO以来均上涨了两倍。IPO之后会有一段禁售期,通常为6个月。邓普顿判断,一旦禁售期结束,他们就会遭到抛售。他为这74只股票投入了220万美元,总共约计1.85亿美元。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破裂,邓普顿在短短几个月内收获了9000多万美元收益。

橡树资本的霍华德·马克斯是在本书中第三章出场的人物,他同样是个逆向思维的高手。他喜欢在不太受欢迎的池塘中捕鱼,比如陷入债务困境的公司,这是大多数投资者回避的领域,因为该领域看起来既可怕又不透明,他把投资于效率低下的市场比作与弱小且容易出错的对手打牌。在他看来,任何资产,无论其多么丑陋,只要价格足够低廉,它就值得购买。事实上,马克斯认为,“低价买入”是获得投资财富的唯一可靠途径,而“高点进场”是最大的风险。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市场悲观到了极点,霍华德·马克斯却逆势杀入,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总共投资了大约100亿美元,最终它们带来了90亿美元接近翻倍的收益。

这样的逆向思维或许来自于霍华德马克斯的顿悟:“当过于乐观时,怀疑主义呼唤悲观主义;当过于悲观时,它又呼唤乐观主义。”

逆向操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市场并不会经常出现让你低价买入的好机会。所以逆向投资要想取得成功,需要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必须有极强的耐心,安于寂寞,善于等待。如果没有机会,那就一直等待。

加拿大著名基金经理弗朗西斯·周就是如此,在威廉·格林采访他的2014年,他手里30%的资产是现金,而且已经多年没有大笔买入过股票。他警告说:一直参与市场交易是傻瓜才干的事,那样做会赔钱的。”他能多久不买股票呢?周回答说:“哈,我可以等10年,甚至更久。”在此期间,他会研究价格不够低廉因而不能买入的股票、打高尔夫球和每天阅读200至400页的书籍。他采用这一方法使自己的情绪避免受市场变化的影响: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几乎没有股票可以买入时,你必须非常小心,你不能强迫自己买入,必须保持耐心,便宜货自会来找你。”

莫尼什·帕伯莱也是如此,他说,投资的首要技能是保持耐心,极度的耐心。2008年股市时,他在两个月之内完成了10笔投资交易。但在平常时期,他完成的投资量很少,比如他在2011年只买入了两只股票,在2012年买入了3只,2013年一只也没买入。2018年,帕伯莱的离岸对冲基金公司根本没有持有任何美国股票,因为他觉得美国股票都不大便宜。

还有第一鹰资本的马修·麦克伦南,在他看来,以低价买入优质股的机会是不确定的,往往出现在市场开始大幅震荡的时候,为此他可以等待5年或10年,直到他观察名单上的公司满足了他的估值标准。

除了在等待机会方面十分耐心,一旦做出了投资决定之后,成功的投资家们同样体现出了十足的耐心,他们普遍能够做到长期持有,静待花开。

霍华德·马克斯就是如此,他对记者说:“我们的业绩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买卖行为,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持有行为,所以主要的投资活动是持有,而不是买卖。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只在星期四交易,在其他4天时间里思考,这样的安排是否更好?”

威廉·格林在书中还写到了托马斯·鲁索,他在加德纳·鲁索和加德纳公司工作了30多年,获得了高于市场的稳定回报。“我把自己视为农民。”鲁索说,“华尔街到处都是猎人,他们总是在四处寻找猎物。他们发现猎物后,会把它带回来,然后举办一场精彩的盛宴。接下来他们会去寻找下一个猎物。我是播撒下种子,然后花所有的时间精心培育它们。”

他持股最多的公司包括伯克希尔·哈萨维、百富门和雀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并打算一辈子持有。鲁索非常重视延迟回报的力量。他持股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点:承受痛苦的能力强,也就是说,它们的投资都是着眼于“长期的”,即使代价是它们在前期要忍受多年的损失。正如鲁索所说的,每当我们为了“在明天有所收获”而“在今天有所牺牲”时,我们就会从中受益。

游牧者合伙投资基金的另一名创始人尼克·斯利普在致股东的信中披露,游牧者的股票平均持有时长是7年,而其他投资者持有游牧者投资组合中美国公司股票的平均时间只有51天。这印证了巴菲特的那句名言:“金融市场就是财富再分配的系统,它将金钱从没有耐心的人转移到富有耐心的人”。

很难想象有谁能够采访一位超过100岁的投资者,但是威廉·格林做到了,2014年,他采访了108岁的欧文·卡恩。卡恩被誉为世界上最老的职业投资人,他生于1906年,曾为“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担任助教,因做空1929年美国股灾在纽约华尔街留名。对于自己的投资秘诀,卡恩的回答是:“投资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而不是获得丰厚的收益,必须将这一点铭记于心。如果你仅得到了合理的回报,且承受了最小的损失,那么你终将成为富人,而且你会超越所有赌友,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在卡恩看来,投资秘诀可用这一个词来表达,那就是“安全”,做出明智投资决策的关键总是从问“我可能亏多少钱”开始。

第一鹰资本的马修·麦克伦南出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一个虽然没有电和热水,但到处都是书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麦克伦南从进化论和物理学中汲取智慧,他说:“我相信,一切都在走向衰落。想想进化论,曾经存在过的99%的物种都已灭绝了,企业也不例外……今天很强大的企业未来不一定很强大,不确定性是系统固有的特征,这是规律。基本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趋向于无序,保持结构和质量需要大量的能量,因此,从哲学上讲,我们非常尊重这一事实:事物不会永远存在,它会消失。”

麦克伦南的是熵增定律,也被称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由德国人克劳修斯在1965年提出,其含义是说在一个封闭的孤立系统内,热量总是从高温流向低温,从有序走向无序,而且这一过程是不可逆转的。每一个生命体包括企业都难以避免这个过程,这深刻影响了麦克伦南的选股思路,大多数投资者希望持有增长前景良好的公司股票,而麦克伦南重视的是“避免衰退公司”的股票。所以他采取的是一种反熵策略,挑选那些不容易受到复杂竞争力量影响的“持久性企业”。

书中唯一一位女基金经理劳拉·格里茨也同样喜欢“留一手”,她名下的大多数公司都保持了充足的现金,为的就是能够确保它们能够安然度过资本供应枯竭、业务萎缩的艰难时期。

威廉·格林总结这些成功投资家的共同点时说,他们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一贯重视“缓解风险”“消除错误”和“谨慎地有所不为”,从本质上说,他们奉行的是“不输即为赢”的理念。

这本书的标题叫《更富有更睿智更快乐》,看这些投资家的故事,富有和睿智都很容易理解,但是他们的极度专注与自律,时刻处于忧患之中的状态似乎让他们看起来缺少了一些常人之乐。

比如及时享乐就是人的天性,但是成功的投资家们必须具备十足的耐心,所以就得摒弃及时享乐。就像斯利普所说的:“我认为,短期内对我们不利的很多事情都很吸引人。”他举了一一些常见的例子:喝醉、“吃太多蛋糕”、撒谎、“逛有美女的酒吧”和“从街角小店偷糖果”。他说,“所有这些看起来都不是好事,但做起来很刺激,常常是一时起意,还能获得回报,但说到底,做这些事对未来不利。”

斯利普的一个实用的窍门是想象一下你选择了不理会自己的即时欲求后,将来可能享受的所有好处,这样一来,你就把延迟满足与快乐联系在一起了,“你就更有可能接受它了”。事实上,斯利普说,“我很喜欢无视一些东西,这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而他的合伙人扎卡里亚的方法则是,当其他人屈服于诱惑时,他选择做个“苦行僧”,拒绝获得即时满足,他说他很享受那种虔诚的感觉。

约翰·邓普顿90多岁了还在坚持工作。“我从不认为追求享乐是明智之举……上帝创造人类肯定有更深层的原因,忙着干正事的人比闲着的人更快乐,这是不言而喻的。” 他同样坚决反对退休,他认为退休对身体和心灵的伤害都是“致命的”。在邓普顿看来,到了65岁就退休的错误观念“大大增加了无所事事的闲散之人、无用之人”,这些人“会拖累文明”。创下工作时长天花板的是欧文·卡恩,即使过了100岁,他每周也要做公交车上几天班。

采访和记录了这么多的成功投资家,这让威廉·格林感慨地发现他们某种意义上是宗教式的人物。在《创世记》中,以扫是个贪图一时满足的人,为得到一碗毫无价值的扁豆汤,他把自己与生俱来的宝贵权利交给了弟弟雅各。相比之下,雅各的儿子约瑟深谙延迟满足之道,他很有远见地在“7年丰收”期间储备了大量粮食,确保了埃及在随后的“7年饥荒”中幸存了下来。佛教中的一些教义也同样引导人们去追求不健康行为后的奇妙感觉。同样,犹太卡巴拉主义者也教导人们,要获得持久的幸福、满足和自由,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的消极倾向。在里程碑式的著作《外行的卡巴拉》一书写道:“卡巴拉主义者不会选择阻力最小、节奏快、即时满足的线路,他们会选择阻力最大的。”

回到这本书的书名,这些投资家们快乐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他们的快乐可能不是口腹之欲而是精神之乐,不是及时行乐而是某种更深远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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